“我们拼尽全力，成为二本学生”

2020年，大学教师黄灯所著的《我的二本学生》，成为当时的现象级书籍。书中记录了她所教的学生们的成长、就业、人生目标、所思所想，将数量庞大，但面目模糊的二本及以下学历的学生们的真实样貌，如实地呈现在公众的视野中。

她提醒了我们一个早已存在的既定事实：二本院校学生的命运，是中国最基本的底色。

四年后，《去家访：我的二本学生2》出版，不同于第一本局限在校园中的调查，黄灯在此书中，开始走访二本学生的原生家庭。他们中的许多人，出身贫穷的农村，靠着父母（通常是母亲）的劳作、一些运气，与竭尽全力的学习，才终于走出闭塞的村庄。他们常是村里唯一的大学生，小学班级里唯一的本科生，与大多辍学的同龄人相比，他们是“有出息的人”。

然而，将尺度从村子拉回到社会的层面上，他们是二本院校的学生，是在就业市场上并无多少竞争力的人群。

在大学里，他们将“直面同窗之间的家境差异，真切感受到一种来自资源差距所致的无奈”。毕业以后，当学习“不再是丈量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尺，这种茫然，看似具体，但又如此虚无。”

下文摘选自《去家访：我的二本学生2》，经出版社授权推送。小标题为编者所拟，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。

01

“我一路从最农村的地方爬到了城市”

张正敏1996年出生，来自广东F学院劳经系，我没有给她上过课，和其他孩子的拘谨不同，初次见面，正敏大方而坦然，她向我讲明了来意：妈妈是越南人，小姨和婶婶也是越南人，她从小在越南人堆中长大，从小就感受到了外界对越南女人的成见。进到大学，她想和同学申请一个课题，研究 村庄的越南妈妈。正敏说，她看过我写的东西，认定我是全校最适合指导她的人，希望我能做她的项目导师。

纪录片《迷雾中的孩子》

我想都没想，答应了她的要求。这样，因为写作的机缘，我意外多了一个走得很近的学生。正敏聚焦的对象是越南新娘，其中包括自己的妈妈，在我看来，她选定这一群体，本身就隐含了回望和梳理自己成长经历的隐秘动因。在正敏的描述中，我大致能勾勒出她成长的若干轨迹：一家四口，妈妈来自越南，爸爸是粤西山区的农民，哥哥初中没有毕业，她是村里越南新娘子女中唯一的大学生，也是小学班级唯一的本科生。

正敏家房子的层高，远超一般住房。屋内几乎没有任何装修， 墙壁裸露出原本的砖红色，砌得极为平整、结实。

整体而言，房子又高又瘦，墙面整洁、挺括，地面干净，简陋到极致。“裸露的家”。厨房是家里唯一能看出装修痕迹的地方。洗手台保留了原始的预制板，烧火的灶台上，贴了暗红色瓷砖。正敏曾经提起，“我妈外出了几年，觉得不妥，回来搭建了一间厨房，说是要将家里的火生起来再说”，由此推断，厨房的装修，是妈妈刻意而为。

火生起来了，妈妈走了。妈妈走了，家里到处都是妈妈的影子。正敏和爸爸、哥哥一样，七八年来，依然被妈妈一砖一瓦垒起来的房子庇护。这个家，妈妈再也没有回来，家里有她已经长大的两个孩子。置身屋内，我第一次体会到“家徒四壁”的含义。当正敏告诉我，面前简陋而坚固的房子，从地基到屋顶、从砌墙到厨房的装修，全部由妈妈一个人徒手完成，我内心唯有震撼。

我突然理解眼前的女孩此前和我说过的很多事情。我也突然理解，她在邀请我去家访时，为什么总有更多的犹疑。

正敏婶婶的大儿子，和正敏同一年出生，小时候不幸溺水，导致不明原因的脱发，小伙子对家里人无法给他提供有效治疗耿耿于怀，他整日将自己关在房子里，躺在床上玩手机，啥事都不干。前一阵，他想买一辆电动车，找正敏爸爸借钱，没有如愿后，一直生闷气。

正敏还有个堂弟，小学成绩一直很拔尖，初中无人管教后，中考只得了二百多分，正敏竭力建议叔叔将堂弟送去广州读职校，叔叔嫌麻烦，将他留在了阳春一所技校。

每次看到哥哥、堂弟和堂妹，很多时候，正敏会恍若梦中，她很难想象，自己竟然走出了如此闭塞的村庄，来到广州成了一名大学生。 

正敏曾用两句话概括自己的求学过程，一句是“我一路从最农村的地方爬到了城市”，另一句是“我能上大学，都是因为我妈妈”。

她小学二年级在小水小学读，三年级到六年级在陂面小学读，初中上的合水中学，高中到了阳春市，然后到广州上大学， 历经了一个农村孩子最为常见的求学路径，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意外，都会中断求学过程，正敏之所以能从偏僻的小水村来到 广州念大学，离不开妈妈的强大支撑。

小学毕业，正敏考上了阳春市排名最好的实验中学，因开支加大，考虑了很久，她决定放弃，“怕妈妈负担不起，我选择了一所折中的学校，回了合水中学”。同时，她向妈妈承诺：哪怕在普通初中，也尽力考上阳春市最好的高中。

高中每年的学费是一千九百六十元，每个月的生活费需要五百元，为负担这些硬性的开支，妈妈必须外出打工。爸爸对女儿念书的态度非常消极：“跟我呢，我不能保证有钱给你读书，跟你妈，你就等于把你妈妈卖了拿钱读书！”留守小水村的叔叔，也曾旁敲侧击地追问正敏的成绩，总是向她灌输，女孩子念书没什么用，希望她早日放弃高中的学业。在极大的学习压力中，正敏不但无法从父亲这边获得经济上、情感上的支撑，还要花很多 心力对付这些负面情绪的干扰。

纪录片《迷雾中的孩子》

更让正敏烦恼的是，初中没有毕业的哥哥，从她念高中后，得知妈妈在支持她读书，开始明目张胆地找妹妹要钱。

大一时候，哥哥借车驾驶途中出事，一筹莫展中，想到的办法，竟然是逼迫妹妹拿钱，正敏拿出仅有的生活费，很生气地交涉，“我给你这两千块，我买断跟你的关系，以后别来找我！”

可事情没有任何改观，考驾照，找妹妹要钱；想换手机，还是找妹妹要钱。正敏帮爸爸缓解过一次迫不得已的债务危机后，哥哥仿佛看到了妹妹的能量，每次遭到拒绝，便声嘶力竭地怂恿妹妹找别人借。

正敏曾鼓励哥哥去外面打工，让他坚持做好一件事情。她通过朋友的关系，在宁波帮他联系了一份不错的工作，但哥哥一句话就将她戗回：“去那么远干吗，有便宜捡吗？”

正敏说：“每到此时，我内心特别害怕，充满了恐惧，总感觉爸爸和哥哥，在拼命将我往下拉”。

结束当天的走访，我和她回到房间休息，正敏突然郑重地和我说：“老师，我拿点东西给你看。”她熟练地打开一个旧柜子，拖出一个破烂的纸箱，先是拿出上面的奖状及证书，最后从底部掏出高三最后一个学期用过的“知心”牌圆珠笔，当红红的奖状、证书堆满一地，空管的圆珠笔呈扇形摆放在地面时，就如听到房子是妈妈徒手建成，这个场景让我感受到了电击般的触动。我仔细数了数：获奖证书四十一个，奖状四十九张，圆珠笔接近两百支。

在两代女性之间，妈妈徒手建起的房子，正敏无意识保留的空管圆珠笔，就是一个女孩从“最农村”的山里走向城市念大学，在世间打下的真实烙印。

从小水小学到广东F学院，只要三个小时的车程，但跨越这三个小时，却要一个母亲隐匿起来从事无数种卑微的职业，需要一个瘦弱的女孩竭尽全力优秀到无以复加的地步。

纪录片《迷雾中的孩子》

对正敏的成长环境和家庭关系进行梳理后，可以看到，跨入大学前，她成长的每一步都要拼尽全力，每一步都是险棋，充满了未知的风险：如果妈妈不去镇上买房子，她就只能和其他越南妈妈生的孩子一样，读完初中去打工，落入十七八岁嫁人生子的命运；如果妈妈不离开陂面，不放弃那份只能换来三百五十元收入的卷鞭炮工作，面对每年一千九百六十元的学费和每月确定的生活费，在当时的条件下，她就不可能拥有机会读高中。

正敏的求学与妈妈背后的支持，构成了家庭的主要叙事，而爸爸和哥哥始终蜷缩家中、被动遭遇社会变迁的状态，显然是更为基本的存在，两者构成了鲜明对比，并产生了剧烈撕裂，而其中核心的张力，是教育作为一种外部力量揳入正敏的生命后，她必须直面个人的成长和家庭羁绊之间的矛盾。

哥哥将自己的不求上进，归咎于妈妈的离家出走，正敏从小目睹妈妈的努力和挣扎，认定一切事情只能“靠自己”。哥哥怪罪妈妈的离开让他没有心思做事，正敏反问：“我和你同一个妈妈生的，为什么我这样子，你却成了那样子？”

正敏刚上大学时，看到小学的好几个同学，年纪轻轻便生养了几个孩子，她深切感受到了命运轮回的恐惧，忍不住审视自己的家庭：“我爷爷那样子，我爸那样子，我哥又那样子，那我哥的下一代，会不会还是那样子呢？”她不敢想下去，也无法理解哥哥为何对命定的结局毫无感知，意识到哥哥缺乏摆脱现状的认知后，正敏提醒自己：“一定要走出来，一定要不顾一切地往前跑。”

正敏坦言，进入大学失去高考目标的牵引后，那种因逃离生命暗礁所滋生的力量，好像突然消失，她的人生陷入了新的迷茫状态。说到底，正敏面临的挑战，和我教过的很多女生一样：入学的兴奋期一过，伴随考上大学自信的稀释，现实中洞悉到的种种真相，诸如同学之间的贫富悬殊、城乡之间的教育差异，总是很容易将她们推向无力或虚无的境地。

以往的努力，在正敏看来，不过一个无物之阵，就算能够幸运地走出村庄和小镇，能够来到广州，她依然无法掩饰以往过多防御性行为带来的伤痕。

过去的日子，终究让她看清了内心的残缺，事实上，多年来，正敏一直处于无边的恐惧中：她害怕妈妈去越南探亲不回来；害怕哥哥在她求学时无休无止地要钱；害怕爸爸高三月考前总是说一些乌七八糟的事；害怕一个人在山上的橘树林中无助地拖动柴油机；害怕男朋友知道家里的真相后顶不住父母的压力提出分手；害怕家里的亲戚随时随地对妈妈的蔑视和轻贱；害怕妈妈生病让自己失去世上最珍贵的人；害怕大学同学知道家里的情况伤害脆弱的自尊；害怕大学毕业找不到好工作满足不了家人的期待；更害怕日渐衰老的父亲、无所事事的哥哥成为她一辈子的负荷和放不下的牵念。

而今，当正敏迈进大学的校门，她没有想到，当初给妈妈带来骄傲的“上大学”，意味着她需要直面另一重压力。

一方面，相比妈妈的处境，正敏时常为自己的好日子感到羞愧，她可以找心仪的老师聊专业，可以随时参加同学策划的周日活动，而远在异乡的妈妈，可能正在偏僻的竹林中，过着“滚石砸脚、蜡烛照明”的原始生活；另一方面，直面现实中同窗之间的家境差异，她真切感受到一种来自资源差距所致的无奈，“他们整天想着玩，也不干正事，好像始终沉醉在爸爸妈妈疼爱的世界里，毕业后通过家人介绍，就能很顺利地找到工作，而我很认真地学习，很认真地实习，很认真地跟各种人打交道，拼死拼活地找工作，毕业之后，有可能什么都找不到”。

从小到大引以为傲的成绩，大学期间不再是丈量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尺，正敏的茫然，看似具体，但又如此虚无。

对正敏来说，她大学期间所处的精神困境，源于一名年轻人独立自主的意识增强后，对个人经验的清理、对生命来路的正视。只不过，落到她身上，聚焦到了如何直面千疮百孔的原生家庭。

在中学阶段，因为有大学目标的强烈牵引，年轻人的情绪暗礁，容易处于被遮蔽的状态，实际上，据我观察，很多孩子，尤其是女孩子，尽管到了大学，但她们并未化解掉中学时代留下的暗伤，以致大学毕业后，依然背负家庭的窠臼，在沉默中走向社会。

我对正敏课题组的期待，除了按照结项的要求，完成规定的调研报告，更希望她在实地考察和交流之外，写一些感性的文字，比如非虚构作品， 我知道她拥有大量的一手材料，同时也对调研对象投入了强烈的情感，写写自己的越南妈妈，已经水到渠成。

最终，这种来自对家人的重新审视和体恤，让正敏获得了充沛的情感，并促使她拿起笔，以非虚构的方式写出了爸爸、 妈妈、哥哥的生命史，在家庭成员的换位对视中，实现了对自己的真正接纳，避免了大学阶段陷入煎熬和虚空的危机。

更重要的是，正敏赤诚的表达，通过新媒体的传播被很多人获悉，前面提 到的三篇作品，《我的妈妈，是两千八百元买来的越南新娘》《忘记我名字的父亲，终于与我和解了》《无所事事的乡镇年轻人》，引起了很多讨论和关注，她由此感受到了书写和“看见”的神奇， 感受到了坦然接纳自我的力量。

她对此深有感触：“对我而言，我一直害怕自己的过去和经历会引来他人异样的眼光，我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恐惧本身就是一种自我规训。我愈是想要逃离、摆脱‘农二代’的身份，愈是容易与现实脱嵌，并陷入自我认同的游离状态。而赤诚地接纳自己，是人一生必经的功课。”

纪录片《迷雾中的孩子》

作为正敏大学时光的见证者和介入者，她身上所发生的变化，让我看见了一个年轻人的成长和蜕变，也激发了我很多思考：以前，我总是从原生家庭牵绊的角度，去理解他们成长的困境，更倾向于认定原生家庭对他们根深蒂固的影响，并对坚硬的现实 感到无能为力，至于教育到底能否改变这种状态，我并无坚定的认知。

但现在，通过正敏带给我的近距离观察，当我意识到，“上大学”事实上是他们人生最大的依仗和机会时，如何激活个体的能动性，比之简单地体恤他们的难处要更为重要。

02

毕业后，他才发现“吃饱”并不理所当然

我与源盛的第一次见面，是在 2016年9月的课堂上。那个学期，我被教研室安排给1516045、1516046两个班上专业课。依照惯例，初次上课，我们会自由讨论一些问题，也会让学生随意发言，讲讲各自求学过程中印象深刻的事情。

莫源盛头戴一顶浅色的棒球帽，大大的眼睛分外精神，坐在教室左侧的后面，清瘦的身板套着一件素色衬衫，他淡定地站起来，当着全班同学的面，语气平缓地讲起了他和姐姐打火把上学的情景。

我当场和源盛约定，一定要找个时间，去他走过的山路看看， 师生之间的承诺由此达成。

源盛所在的内翰村算得上紧挨广昆高速，坐在源盛家的天台上，可以从树丛中隐隐感到车流的声浪。只不过，受制于高速公路的封闭性，村庄并未受益于修路带来的便捷。在源盛记忆中，村庄以前的路都是泥巴路，超过手扶拖拉机体量的机动车，都很难开进来，近十年随着国内高速公路的快速发展， 加上政府对乡村基建的重视和投入，路面的硬化逐渐变为现实。 

当然，这种硬化目前尚停留在机耕路层面，因村庄依山而建，地势高高低低，连接各家各户的小路崎岖不平，还没有条件完全铺设水泥，为了防滑，和几十年前一样，只能依靠泥巴路底子上铺设的碎石。

也由于身处大山，交通不便，内翰村1998年才顺利通电，直到今天，源盛依然记得七岁之前，村庄照明主要依赖煤油灯，刚刚通电的时候，因电压不够，过年打火锅，想开个灯管照明，都不能拥有稳定的光源，不少村民家里都保留了祖祖辈辈用惯了的煤油灯。电视机也是很迟才有，至于空调，哪怕到现在，对于村民都是稀罕物，除了山里凉快，也和供电不稳有关。

纪录片《出·路》

对他的家人们，年幼时，源盛感受到的唯有爱，等到长大，负载在浓浓的亲情中，他却隐约觉察到了一种难言的尴尬：考上大学，为家族争光固然让他自豪，但亲人对大学的隔膜，对他不切实际的期待，却让他压抑、不自在。

爸爸一直坚信儿子的光明未来，“考上大学，工作稳了，前途也稳了”。大伯甚至以为源盛毕业后，国家能够包分配，有些远房亲戚受到网络信息的误导，对本科生的真实收入并不了解，经常试探性地问源盛，是否可以拿到五六万一个月？他们一直坚信源盛会轻易在广州获得工作，自然，他们无法想象年轻人立足城市所面临的真实挑战。

对这些善意的关心，源盛无所适从，他仿佛找不到一个契机，将大学的真实境况告诉他们。和室友一样，每到春节，源盛尽管渴望回家，但又害怕亲人的询问。

进到大学后，源盛对同龄人的状态，颇为震惊。他想象中的大学生活，是同窗聚在一起，一起玩耍，一起讨论问题，而不是 现实中的沉默和隔膜，“大家好像没有太多热情，没有交流的欲望，都在忙着看手机”。

与高中生活相比，源盛明显感到，高中阶段因目标明确，班上很容易凝聚起一种昂扬的氛围，进到大学，个体如脱线的风筝，不少人会陷入一种真实的迷茫。“大一时， 我们不知道以后能干什么，只能走一步算一步，大三时，想法慢慢清晰，很多人会去考会计证、教师资格证”。

作为网络原住民一代，源盛貌似有很多选择，诸如不同的手机、不同的圈层、不同的玩法，但诸多的自由选择，并不能祛除内心的疑问，“不知道什么叫信仰”，“不知道未来的路该怎么走”，“更不知道我们这一代人在想什么”。

纪录片《青春》

初入大学的兴奋期过后，他观察和了解到的现实，开始让他莫名失落，他隐约觉察到了同学之间的差距，“我再怎么努力，也比不上有后台、有背景、有财富的人。”大多数同学不会关注广州房价的变化，源盛却深感学校周边房价飙升带来的压力，“毕业后，我就算打个一万块的工，也很难买得起房子，弄不好，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”。

同龄的舍友，大多没有源盛敏感，也很少留心现实，除了完成基本的学习任务，有些会沉湎追星，有些则明确表态，在追女孩和打游戏之间，会选择打游戏，“追女孩好累啊，还要花好多钱”。

这种种真实的困惑，促使源盛思考一些问题，“我会追问生和死，会追问人的一生到底能干什么，也会看一些哲学方面的书。”直面现实的困扰，源盛的应付方式是，“将它们写下来，将想要表达的东西写出来”。从初中开始，他坚持写日记，高中时候，他立志二十二岁之前写一本书，到大学，他开了一个公众号，为锻炼文笔天天更新。大二时，他曾交给我一份二十多万字的文稿，算是提前实现了写书的愿望。

也许，大学对源盛的意义，就是在专业的庇护下，能理直气壮地坚持文学的梦想。他曾经想过“建立一个文学流派”，但现在，他最大的愿望，是从事的工作，能够和文字有关。 

2019年6月，毕业季如期来临。临近离校，源盛不像广东F学院的往届校友，提前在龙洞寻找住房。随着地铁的开通，龙洞的房租年年看涨，为节省开支，他和舍友罗益鹏在二号线的嘉禾望岗，找了一间月租五百元的老房子。“房租是真的便宜，但地方也是真的偏僻，看起来像在荒郊野岭，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。”

对于工作，源盛的要求很明确：和文字有关，自己真心喜欢。以A 机构为界，他的求职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。

第一阶段，在网络海投，进入A机构。平心而论，尽管没有受到疫情影响，源盛这一届求职并不顺利。考研失败后，他没有二战，选择了就业。

他整体的感受是“小公司offer随便拿，感觉还挺缺人，但说倒闭就倒闭，没有任何确定性，大公司、正规一点的单位，要进去就很难，至于考编和考研，难度则更大”。源盛面试过一家小公司，说是面试，其实就是敷衍地聊几句，没有谈到任何实质性的问题，就宣布将他录用，“太简单了，一点难度都没有，这种公司，我就算毕业三四年，都能随便进，要是这样，那我读大学有什么意义？”

他观察过公司的员工，大都是一些中专甚至小学都没毕业的人，源盛坦承：“不是看不起他们，而是觉得既然念了大学，起码和他们应该有点不同。”他拒绝了这家小公司，通过两次面试，进到了A 机构，“原本没有机会，因为我是男生，A 机构权衡了好久，最后录用了我。”

A 机构是一家教育培训机构，算得上行业内的翘楚。源盛进去以后才发现，他们对外宣称的教育理念都是套路，“最大的特点，就是不断制造焦虑，将老师变成机器后，招生时，再通过打击孩子的自信，将他们说得一无是处，让家长相信，只有报班孩子才有希望”。

源盛负责语文教学，他没有坚持多久，“顶不住了，良心上过不去，感觉太赤裸裸了，和我想象的教育完全两回事，想想还是算了”。“累，我倒不怕，但真不喜欢这样的工作方式，让我别扭、不舒服。”当然，源盛也承认，机构的好处是人际关系简单，同事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，好相处；其次，待遇也还不错，第一年受应届生条款保护，年薪不低于八万元；另外，以后如果谋求去公立学校发展，教育机构的工作经验，也会提供一些竞争优势。

爸爸得知源盛找了一份教职工作， 非常开心，他不能理解教培机构与学校的关系，无论儿子怎么解释，他都坚持，只有进到公立学校教书，才能称为老师。

对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而言，父母对子女的薪水多少有一些期待，尽管源盛的爸爸妈妈对他的收入没有要求，但家庭的真实处境，让他不敢懈怠。在无法说服自己坚持 A 机构的工作后，源盛没有告诉父母实情，果断离职，投入了另一场求职之路。

离开 A 机构，源盛才真正意识到就业的难度，他由此进入求职的第二阶段。付完两千元违约金后，房租、伙食费、交通费瞬间变成刺眼的数字，变为真切的经济压力，让源盛感受到了生存的艰难，“有时候真的是吃了上顿没下顿，下顿没有着落时，就突然明白了粒粒皆辛苦的含义”。从小到大，源盛从没觉得吃个饱饭有多难，毕业后，他才发现“吃饱”并不理所当然，“如果不去努力，不去干活的话，真的会饿饭”。

纪录片《偷》

在没有找到满意的工作以前，源盛拼命兼职，做过很多短期工：“先是到一家快递公司，通宵分快递，工资当日结算，每天一百到一百二十元。随后又去了长隆天鹅餐厅当服务员，根据排班负责擦桌子，也是按天结算。最后还去了野生动物园园区当保安。”

其中，当保安让源盛最为难忘，因个子瘦小，他穿的衣服很难合身，哪怕小码，套在身上都松松垮垮，袖子更是长出一截，当保安同样是日结工，每天一百二十元。“这份工作给我一种荒谬感，我发现保安根本保护不了任何人。”此外，源盛利用空隙，还曾去科学城当过研学的带队老师，“非常好玩，也很有意思，工资也超级高，但不稳定，没有任何确定性”。

不断变换的短工只是权宜之计，源盛一直坚持网上求职，他曾亲历过一个编剧岗位，按要求投递剧本后，才发现是一场骗局，“他们的目的，就是骗点子，骗内容，骗到内容后，等你找过去，人家根本不接待，随便应付你”。

幸运的是，网上的求职，终于有了结果。在毕业半年后的春季，源盛通过智联招聘，找到了一份编辑工作，“我将简历挂在网上，公司和我联系后，第二天就通知我上班，我频频去找找不到，没有刻意找的时候，工作竟然来了”。

源盛不知道公司挑选他的原因，但良好的文学功底和文字处理能力，显然助了他一臂之力。公司是一家国企，位于萝岗的高新技术区，源盛的职责是编辑一本科技类的杂志。他对新的岗位非常满意，“工作氛围好，同事大都为刚毕业的硕士和博士，非常好相处。”领导也开明，对他客客气气，很认可源盛的靠谱和踏实。待遇尽管没有达到村庄亲人想象的水平，但相比兼职的不稳定，也还过得去。

工作确定后，源盛搬离了嘉禾望岗的民房，入住离公司更近的增城永和片区。对源盛而言，这是一份和文字有关、和学术有关的工作，完全达到了他的预期。

文学梦在广州浓厚的商业氛围中，大都不合时宜，但源盛的坚守，显示了生活蕴含的丰富可能。

五年过去，我总是想起 2017 年暑假，与家人一起去源盛家，与他一起坐在天台的情景，他兴奋地向我们描述：“旁边黑乎乎的，我将电灯接到天台上，看看星星，看看月亮，听听风声，一个人躲在这里写东西，特别安静，特别美好，我的梦想就是当一个作家。”

这是我所有学生中，对梦想最为具体、最为感性的描述。我无法断定源盛的梦想什么时候实现，但相比更多孩子大学期间的慌乱，他对兴趣和爱好的强烈坚守，让他内心始终有着确定的锚点。相比找到一份解决生存的工作，我更看好他依附在梦想之上，内心牵引而出的力量和韧性。

03

农村女孩的教育机会，如此重要又偶然

文瑜是我1516045班的学生。自我2016年9月给他们班上专业课后，她就一直担任班干部，负责联络老师和同学。文瑜长着一副典型的广东女孩模样：中等个子，清瘦身材，脸庞极为清秀，淡定的神情，看起来温婉而坚定。

2019年6月20日，临近毕业，我们约好召开了最后一次班会，不少人在外实习或者求职，三十八位学生中，只有二十四位能参加班会。

班上的孩子轮流走上讲台，纷纷讲起了毕业的感受和境况，此刻，就业环境日渐严峻，真正“上岸”的学生凤毛麟角，大都处于迷茫、纷乱的求职阶段，不少女生在离别的伤感中夹杂着对未来的担忧，文瑜是班上少有的确定了去向的学生，她受到环境的触动，回顾了找工作“纠结到哭”的经历，也讲起找房子的两难处境，“便宜的，环境太差又不安全，感觉害怕，稍稍像样的，价格又太贵”。

对大学生而言，“家访”说起来容易，落实起来难度却极大，主要有两个原因：其一，双方都忙，我和学生很难凑到一个合适时间，如果还要同时约好学生父母，难度更大；其二，班上的学生，尤其是女生，有不少顾虑。

文瑜是我任教的班上，第一个接受我家访的女生。比之女生，我留意到，男生仿佛更乐意老师前往自己的家乡。

文瑜 1996 年出生。爸爸和生母的婚变，让她两岁就离开家，开始跟随奶奶生活。对于亲生母亲，因分开时年龄太小，她已没有任何印象，多年来，甚至“没怎么联系”。

亲生父母离婚后，很快各自成家。文瑜三岁时，继母生了妹妹，到文瑜六岁，继母让爸爸将她接回身边，理由是“必须上学了”。在爷爷的观念里，文瑜是女孩，读不读书无所谓，“他想让我在家干活，读两年到十几岁就外出打工”。继母没有依从爷爷的意愿，坚持将孩子带回。

提到父母婚变对她的影响，文瑜坦诚，“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，回到父母身边前，见到村里其他后妈打骂孩子，我也有点害怕，但回到父母身边后，发现继母完全不是这样”。

在她心中，继母早已获得了母亲的身份认同，“妈妈”这个神圣的称呼，只属于陪伴自己长大的母亲。文瑜强调，她得以拥有机会念大学，最为关键的因素，来自继母的坚持，而根据爷爷和爸爸的态度， “自己不是留在村里，就是外出打工”。 

纪录片《出·路》

初一暑假，妈妈带文瑜第一次来到深圳，跟随表姑在一家手袋厂打工，每天的日程从晚上八点开始，“一直干到第二天中午十一点”，坚持了四十多天，挣多少钱，文瑜早已淡忘，让她难以忘怀的细节，一是通宵熬夜倒班，每到凌晨就昏昏欲睡的疲惫；二是年龄太小，她拿着别人的身份证，每遇突袭检查，就会被人藏起来的窘迫。

初二暑假，文瑜没有外出，在家跟随妈妈织网。初三暑假，文瑜再次进厂，整整干了六十天，“机器太高，必须站着，后跟磨掉了一层皮”，她清楚记得，“每个小时的工资是七元”，整个假期，她赚了四千多元。

同行的一个女孩，受不了工厂的劳动强度，做了十几天，“哭哭啼啼嚷着要回家，主管没有理会她，我帮助她顺利回去了，还答应将她未结账的工资也寄回。”帮助同伴妥善处理辞工的经历，让文瑜第一次意识到，“自己是一个能干的人”，多年的劳动，早在岁月的积淀中，不知不觉滋养了她的冷静、韧性和担事的能力。

初中期间，文瑜一直担任班长，成绩也非常出色，“每一科都考前几名，总成绩也很靠前。”更重要的是，“老师很疼我，一开始就指定我当班长，加上人勤奋，校长也欣赏我”。整个初中，文瑜算得上学校的名人，在老师眼中，她被叙述为“当班长、又勤奋、成绩还好”的典型。文瑜中考的目标是湛江一中，但她所在的初中只考上了四名，在中考小小失利的情况下，她最后以全校第十的排名，进到了S县一中。

尽管高中阶段的学习极为紧张，文瑜还是习惯了假期外出打工。高一暑假，她去了富士康，负责屏幕检测，“工资高，伙食也不错”，因住宿条件差，没有地方洗澡，加上不想上夜班，“只干了一个星期。”高三暑假，高考一结束，她再次进厂，哪怕即将踏进大学的校园，文瑜依旧坚持了中学时代的打工习惯。

在我的学生中，文瑜是将个人打工经历说得最清楚的学生，也是坚持各类劳动最多的学生。“回家就干活，一有空就干活”，成为她漫长求学阶段的基本状态，与城里同龄孩子辗转各类教培机构、不断刷题的日常构成了鲜明对比。

在妈妈的带领下，作为大姐的文瑜，劳动的习惯早已深入骨髓，弟弟妹妹也极为勤快。以前，文瑜意识不到劳动的历练对自己的影响，直到进入大学，她发现自己总是比别人更有耐心，遇事不怕麻烦，也更愿意担当一些公共事务时，她隐隐约约觉察，恰恰是多年的劳动锻炼，让她获得了精神的钙质，加速了个人的快速成长。

进到大学，生活上，“通过兼职，养活自己”是文瑜对自己的最低要求。大一暑假，她去一家百果园打零工，给老板留下了极好的印象，每到年前，水果店缺人，老板就会力邀她帮忙，保证假期的三倍工资，文瑜也能在短期内赚到几个月的生活费，有两年寒假，她因此放弃了回家过年。

大二暑假，她去过蓝月亮、奶茶店打短工，也去过超市做导购，甚至接过一次翻译。文瑜的短期工作信息，大多来自一些兼职群。大三上学期，她还做过课外托管，“下午四点过去，晚上八九点回来，包晚餐90元一天”。

纪录片《出·路》

整个大学，文瑜没有找父母拿一分钱生活费，所有开销都通过课外兼职解决，她有过因兼职耽误了专业提升的遗憾，但也承认丰富的课外兼职，锤炼了她融入社会的能力。

当然，也正是忙碌的大学兼职实践，让文瑜早早意识到，同龄人不同的家境，暗中决定了彼此不同的命运。她大学期间唯一的一次自助游，同行的旅伴来自惠州，在一所三本大学念书，父亲做生意，“家里房子很大，在家就是一个小公主，毕业后的工作随便挑”。

她还认识一个独立学院的男生，“爸爸是领导，工作随随便便都能安排好，工资都很高，深圳一些有名的大厂，男生都不想去”。毕业前夕的实习中，文瑜总能听到一些家境和她类似的老乡，在单位“无缘无故地被骂”，一个毕业半年的师姐，在单位的现状，同样是被“骂到麻木了”。

文瑜不怕被骂，也不怕劳累，她将职场新人遭遇的人事磨合，视为进入社会的必修课程，但她希望单位的氛围能够让人放松，希望领导能够给予刚刚入职的小白，更多空间和包容。

妈妈对于文瑜大学毕业的去向没有明确要求，但广州给她留下的美好印象，让她对女儿留在大城市抱有朦胧的念想，当然，文瑜能够在S县找到好的单位，能够考上公务员或者获得编制，毕业回来，她也能接受。

我留意到，相比找工作，妈妈明显更关心女儿找对象，我与她少有的聊天，话题都聚焦在文瑜的婚恋上，也许，对父母而言，孩子的婚姻大事，是比就业更为紧要的事情。

2019年毕业季，我的办公室门无数次被推开，一张张青春、困倦而又无所适从的脸，写满了迷惘、困惑和无力，满意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，城市的生存压力越来越大，而竞争的形势愈演愈烈。

和班上太多去向未定的同窗比起来，在“回 S 县”和“留广州”之间，大四一到，文瑜不再有任何纠结，她尽管对立足广州没有太多把握，但“小县城一眼望到头”的现实，让她感觉家人从“村庄到小镇到县城” 的路径，应该有人再往前推进，“说到底，回到县城，我还是有点不甘心”。

作为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，文瑜认定自己应该想办法在广州留下，算是为弟弟妹妹毕业以后的选择，提供一点点依靠和参照。

2020年7月，文瑜认识了现在的男朋友。男朋友来自S县，学的工科专业，父母都是乡村老师，下面还有个弟弟，大学毕业后，他原本在深圳工作，因文瑜在广州，他转来了广州。

在同一个城市相处几个月后，他们意识到了立足广州的难度，两人决定，如果要在珠三角留下来，不妨将目光放到周边的城市，这样，男朋友又随公司来到了佛山。

在此以前，文瑜对到底能不能立足广州，从来不敢多想，但男友来到佛山的选择，让她坚定了信心，“就算我在广州上班，因佛山与广州有直达地铁，一切都很方便”。大学班上有好几个女生， 来自佛山或深圳，在家人资助下，早已成家立业，解决了买房的大事。文瑜曾经很羡慕她们，但现在，她对自己和男朋友通过努力一步步立足佛山的现状，感到踏实和满意。

很小的时候，文瑜认为家里穷，长大后回望，她发现“家里没有想象中的差”。她爸爸的六个兄弟中，有不少和文瑜一起长大的堂姊妹，无一例外，他们都延续了“初中辍学——外出打工”的人生轨迹。整个家族，也只有文瑜三姐弟有机会进入大学校园。在文瑜的人生中，如果不是继母的出现，她最有可能延续堂姊妹的命运路径。

对农村女孩而言，教育机会的获得，如此重要，又如此偶然。我越来越意识到，在很多人眼中普通的二本大学，对任何一个农村孩子而言，都需要走过长长的路，需要历经更多看不见的偶然和必然。

本文节选自

《去家访》

作者：黄灯

副标题：我的二本学生2

出版社：人民文学出版社

出版年：2024-2

编辑 | 轻浊

主编 | 魏冰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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